佳兆业未来时代大厦
- 1室、2室 | 40-61平米
-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如意路与大运路交汇处西北侧
7月21日,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》。
这个《意见》文字量并不大,但内涵却十分丰富。
会议指出,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实施城中村改造是改善民生、扩大内需、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。
这个计划有点类似于“第二次棚改”,只不过是把“棚户区改造”改成了“城中村改造”,同时把有资格进行改造的城市划定了范围,但其基本内容是差不多的。
按照2014年国务院《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》划定的标准,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城市为超大城市,500万~1000万为特大城市。
考虑到人口流动等变化,不同时期进入“榜单”城市有变动。例如,按照《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》,共有7个超大城市、14个特大城市。
超大城市包括上海、北京、深圳、重庆、广州、成都、天津、武汉。
特大城市包括东莞、西安、杭州、南京、郑州、哈尔滨、长沙、济南、合肥、沈阳。
这些都是国内top级别的城市,以前的棚改是全国范围的,但是随着人口红利的结束,未来只有高能级且人口流入的大城市才会获得改造的机会。
这些城市一旦大规模开展城中村改造,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绝对不能小觑。
广东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,城中村改造,一方面是修复内需和消费潜力的必然选择;另一方面也是引导和释放内需的必然选择。对于房地产来说,城中村改造能够构建先租后买的消费新格局新模式,也能够逐步让新市民年轻人外来人口升级自己的住房消费,从而为商品房市场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。
此次会议指出,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,更好发挥政府作用,加大对城中村改造的政策支持,积极创新改造模式,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参与,努力发展各种新业态,实现可持续运营。
这次国常会特意提出这一点,一方面是借城中村改造在一定程度上激励民间投资;另一方面通过吸引民间资本入场,也能缓解政府部门财政压力,更好完成改造工作。
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城中村改造是一项系统工程,开发投资的规模非常大。考虑到超大特大城市的数量以及改造项目的地段,后续应该会成为关注的重点领域,也是拉动开发投资的新模式和动力。但他也提到,在这个过程中,要注意不能急于求成,要遵循规律,尤其是注意征求群众意见。
“鉴于民间资本的重要作用,后续各类民间资本也可以积极发力。尤其是包括房企等,要关注此次改造中的新机会和新要求,积极主动在相关领域中找到发力点和盈利点。”严跃进说。
这一部署,也为深圳在城中村改造上探索民间资本参与之道,给予了指引和信心。
从当前来看,深圳城中村改造,政府仍是“买单”的主力。
会议指出,要坚持城市人民政府负主体责任,加强组织实施,科学编制改造规划计划,多渠道筹措改造资金,高效综合利用土地资源,统筹处理各方面利益诉求,并把城中村改造与保障性住房建设结合好。
李宇嘉表示,由于城中村改造要突出公益性,主要是解决公共短板缺失严重,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,保留“低成本、区位优”的租住和居住空间,所以,往后看,开发商主导的模式也不适宜,更有可能保持由地方功能性国企主导的模式,以确保改造的公共属性。除主导国企之外,多方社会资金进入应该以租赁收入等经营性收入为主,而不是房地产销售收入,避免过度房地产化。
值得注意的是,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8日召开会议,会议指出,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和“平急两用”公共基础设施建设。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。
根据住建部于2021年8月印发的《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》,不短时间、大规模拆迁城中村等城市连片旧区,防止出现住房租赁市场供需失衡加剧新市民、低收入困难群众租房困难;同步做好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,统筹解决新市民、低收入困难群众等重点群体租赁住房问题,城市住房租金年度涨幅不超过5%。
往期政策解读:“防止大拆大建”,深圳城中村不能旧改了吗?
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在接受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微信采访时表示,此次会议审议通过《意见》,标志着后续城中村改造工作具有了非常明确的指导方针,对于后续相关工作开展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。
“此次《意见》对城中村的改造明确了一个重点,即群众需求迫切、城市安全和社会治理隐患多的领域,类似改造势必有助于补短板,对于城中村相关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等都有积极的作用。”严跃进说。
在他看来,此次对于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工作的推进,将成为今年此类城市的一项重点任务。首先,城中村改造关系此类城市存量资产盘活和城市功能复兴的关键阶段,此项工作非常受政府层面的关注,通过相关工作,将有助于明确工作方向,对于城中村的工作梳理和加速发力有积极的作用。
“城中村改造有别于老旧小区改造等,但可以认为后续会把此类工作纳入统一的范畴中。”严跃进说,总体上,城中村改造有助于挖掘相关土地的商业资源,同时也可以积极导入各类公共配套,对于城市功能的再造和升级都有非常好的导向。
但即便如此,地方政府在城中村“规模化品质化改造提升筹集保障性住房”的想法,也有可能与原住民、原租客的想法产生冲突。
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对记者表示,在超大、特大城市进行城中村改造对于增加优质租赁房源供给,改善城中村内居民居住条件,提升整体市容市貌都有较大好处。
“值得关注的是改造本身也会带来很多住房需求,导致城市中长期购房需求有所提升,短期来看,则可能会拉动部分区域板块的热度提升。”张波说。
不过,在李宇嘉看来,之所以此次国常会强调是“超大、特大城市”,是因为其他城市可能不是人口净流入城市,而城中村改造投入的资金体量又比较大,不太容易推广。
“因为没有那么大的改造需求,也难以实现资金平衡,非超大、特大城市或不会推广城中村改造。”李宇嘉说。
而在超大、特大城市,王业强也认为,城中村改造最大困难也是资金问题,这在当前房地产整体比较低迷的背景下,或更加凸显。
他表示,当前,房地产市场的低迷无疑影响了社会资金参与城中村改造的积极性。此外,改造的方案如何设计?城中村改造涉及多方利益主体,各地的情况都不一样,如何因地制宜,选择适合本地的改造方案也是一个关键。
但换个角度,王业强说,如果通过适合本地区的城中村改造方案,则有可能吸引社会资本的进入意愿,这或许可以让城中村改造成为超大、特大城市在楼市低迷期的一个亮点和增长点。
“从过去城中村改造的经验来看,政府主导的改造模式具有较大的优势,有助于城中村改造符合城市更新的整体规划。其中关键是形成一个政府主导的多方沟通协调机制,政府层面要积极打通现有政策的掣肘,为城中村改造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。”王业强说。
城中村改造与棚改、旧改均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手段。
其中,“城中村改造”的更新对象是在城市化进程中,逐渐被纳入城市管理体制或被城市包围形成的村落。
中国城市经济学会房地产专委会主任王业表示,作为快速城市化中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,城中村改造在各地已经探索出多种不同的模式,如广州模式、深圳模式、珠海模式、杭州模式、郑州模式等,各种模式在改造主体、拆迁补偿方式、改建房屋类型、土地权属变更及管理体制方面各有不同。
王业强举例称,在改造主体上,可以分为三种类型:
政府主导型,如杭州;
开发商主导,如珠海;
村集体为主导,如广州。
在改造方式上,各地根据城市规划、功能定位、经济实力分别选择包括彻底重建、局部重建和综合整治的方式。而根据补偿的方式则可以划分两类;一类是实物补偿和货币补偿相结合,如郑州,另一类是政府改造,并根据原有住房面积市场估价直接补偿一定面积住房,如杭州。
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、房地产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光灿对记者表示,城中村改造是否可以顺利实施,关键取决于资金来源、居民意愿等。一直以来,由于居民意愿不统一、规划调整困难大、资金平衡缺口大等原因,城中村改造往往难以无法落实或存在烂尾可能;只有当居民意愿强、改造方案可行、改造主体落实,并通过政府补贴、个人出资、配套增收等基本实现资金平衡,城中村项目才具备可以顺利实施的基本条件。
“城中村改造由于资金投入大、盈利空间有限,过去多以功能性国有企业为主,未来通过创新专项金融产品、实施更大的税收优惠、允许更大的规划调整等,可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介入,加快城中村改造的步伐。”崔光灿说。
FEATURED GOOD TEXT
RECOMMENDED ROOMS
您的浏览器版本太低
请升级您的浏览器: Internet Explorer11 或以下浏览器: Firefox / Chrome / 360极速浏览器